4. 对外直接投资调整阶段——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格局。

他持有信实工业的控股权，该公司市值达2.41万亿印度卢比（合470亿美元），旗下拥有一系列全球业务。在《金融时报》这份著名的报纸上，各界名流也开始反思资本主义，当然，少不了像格林斯潘一样的人写文章为资本主义申辩。

而亏损者必须承担后果，破产是最终的制裁。我们在学校里学到，资本主义是一种奖励勤劳者和能人的精英模式。作为华盛顿的智库，政策研究所最近发表报告指出，平均来看，美国大企业CEO在2010年的收入为1080万美元，比前一年增加了28%。草坪由一块块干草皮拼接而成，有的地方出现了脱落，掉下一块块整齐的矩形草皮。没想到该书成了畅销书。

鉴于今年很可能又是惨淡的一年，而且缺少现成的解决办法，所以大家瞄准了一个新目标：资本主义本身。但现在水落石出，这个行业并没有创造任何实际价值。政府的权力是从纳税人权利里面派生出来的，所以税收基于民主的公共选择过程，这是基本的规则。

人情和企业寻租往往驱使地方政府官员以庇护者的身份，牺牲外地企业的利益以保护本地企业的利益。如果这一点无法避免，那么至少奉劝政府官员在推行产业政策时注意一些做法。一般性转移支付往往是比较透明，根据公式计算的，比如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等方面的资金缺口，中央政府根据人头标准就很容易算出。拿到政府补贴的企业，数着政府提供的钞票，心里还笑话政府。

我国要推行产业政策，也应当奉行竞争优先的原则：政府首先要保护竞争，而不是保护特定的竞争者;产业政策只能是例外，而不是常规。市场经济是一个基于规则的经济体制，如果你动不动就是政府控制，那我们改革干吗呢 因为政府做不好所以才要改革开放，我们回到政府控制年代我们就能搞好吗 不可能。

但问题是，主体功能区规划中的国土空间主体功能的定位，往往是一定终身，带有强烈的整体建构特征，缺乏为在空间上的经济活动留出演化的余地但是，政府总是想做这样那样的产业政策，因为我国很多政府官员都想有所作为。即使地方企业不处于地方官员的关系网内，某些地方部门或者官员仍然采取设租行为，地方企业通过寻租支付一定的成本，从地方官员的地方保护主义行为中获得更大的利益。这里面有个问题值得关注，我国绝大多数城市同时存在着侵害远郊农民土地权益的低补偿土地征收问题，以及对近郊农民的土地权益的高补偿土地征收问题。

另外，要减少转移支付对县乡政府的配套资金要求，因为过多的配套资金要求只会诱使县乡政府负债或者做假账。例外多了，就不成例外，其地位就倒置了，就扭曲了竞争。这种自上而下的空间规划和由下而上区域规划相结合，在德国叫做对流原则。 进入 冯兴元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发展道路 政府竞争 。

冯兴元：产业政策制定上，综合部门如发改委、专业部门以及相关行业的大型国有企业都发挥着作用。基本的征税规则基于对四项原则的维护：维护个人基本权利原则、辅助性原则、授权原则和税收法定主义原则。

其结果是经济行政化，而我们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方向则是经济市场化。各部门及其相关企业相互联手，提出的产业政策背后，往往有强大分利集团的影子。

这里既涉及到地方政府内部、地方政府之间和地方政府内外之间的竞争，也涉及到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平衡中央地方的财权与事权不应主要靠转移支付《商务周刊》：拿财政关系来说，很多学者和地方政府官员指出，目前中央与地方的财权和事权安排是失衡的，中央对财税更有主导权，而地方政府却穷于应付无数的管理责任。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土地财政实际规模要远远超出地方国有土地出让收入基金的规模。市场经济是一个基于规则的经济体制，如果你动不动就是政府控制，那我们改革干吗呢 因为政府做不好所以才要改革开放，我们回到政府控制年代我们就能搞好吗 不可能。比如，在提供补贴时，应该事先确定一个时间表，让被补贴方了解什么时候停止补贴。其中辅助性原则是指在事权确定上，个人和市场能够承担的，政府不予包揽;下级政府能够承担的，上级政府不予包揽;上级政府接手之前，需要考虑是否就能够比地方政府更好地解决问题。

而政府对公民的转移支付，是二级分配的一种手段。政府的基础设施投入和其他投入越多，这些投入资本化到房地产的程度越高，政府的税费收入也越高。

许多地方的政府非常偏好产业政策。但是现在等于是倒过来，大量的政策，包括税收政策，不讲规则，不讲纳税人权利，这是最危险的。

从各地反映的情况看，很多地方的政府也是反对主体功能区建设的。国有企业在营利性领域和竞争性领域的存在本身就是反市场和反竞争的，巨额国有资本投到哪里，哪里的市场就失衡。

更有甚者，城市投资公司和一些房地产开发公司本身就为地方政府所掌控，因此地方政府可以从这些公司的直接投资和开发中获益。《商务周刊》：在您看来，还有哪些方法能起到很好抑制房价的作用冯兴元：有关房地产市场改革，如果要打压房地产市场价格的话，以下措施也能发挥作用：农村集体土地直接进入招拍挂环节，进入招拍挂环节的土地需求主体多元化，包括房产商、各种住房协会、住房储蓄基金、合作社、各种单位和个人;政府减少土地出让收入和税费;控制货币供应量和通货膨胀;增加百姓的投资渠道;促进各城市之内和城市之内教育、卫生等基础设施的分散布局，等等。发展当地经济和稳定当地社会秩序都需要大量的资源，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就会迫使地方政府相互之间围绕资源展开竞争。由于地方政府官员和地方企业负责人往往同属一个社会网络，甚至地方企业负责人有时候就是地方政府官员，这容易形成一种庇护和被庇护的关系。

尤其是很多被划为限制开发或者禁止开发的区域。一是税费立法权高度集权。

这个很喜欢笑的学者说，用更多的视角来看中国问题，你会发现很多有意思的事情。您是如何看待这个规划的冯兴元：国家的空间规划很重要，但是如果过于细化与刚性，相当于在空间上把经济活动泛计划化，就堵死很多地方的经济发展出路。

2010年6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审议通过了《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因为除了正常的土地转让收入之外，还存在多种相关收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最初盛行的是赤裸裸的地方保护主义，近十几年地方保护主义慢慢变得隐性化了。《商务周刊》：从政府竞争的角度看，如何避免出现您所说的转移支付存在的问题冯兴元：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应该允许地区之间存在财力差距，而不是绝对的财力均等化，可重点保证各地至少达到所统一要求的最低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税收的征税权来自于纳税人的许可，纳税人本身因为个人的收入是已经纳了税的，现在购房后又征房产税，这是重复征税。这里面就是政府的行政垄断对助长地价起了很大作用。

拿到政府补贴的企业，数着政府提供的钞票，心里还笑话政府。而随着这些房地产的增值，政府的税费收入也随之上升。

政府竞争的动力源自于组成政府的人的自利性，即便一个人，一名官员，不是随时随地自利的，但是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倾向是无须争辩的事实。房地产市场价格需要通过化解和构建规则框架的方式去平抑，从源头上去解决问题。

二是我国在法律上并非分权国家，中央和地方迄今为止所有的财政安排和事权调整都是中央和地方谈判妥协的结果。这一交换关系，酷似经济市场上消费者为了换取产品而向生产者支付货币。